7月1日在河北雄安新區京雄城際鐵路雄安站拍攝的日出（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牟宇 攝
（一）
12月23日，由多家央地國企稀土板塊整合而來的中國稀土集團亮相，江西省迎來首家央企總部。
“南北兩船”重組后的中國船舶集團總部也遷駐上海，另一家世界500強企業中國電子集團總部則將“花落”深圳。
今年以來，央企總部搬遷相當活躍，既有新央企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安營扎寨”，也有駐京老央企邁出外遷腳步——
9月25日，中國電氣裝備集團選址滬上﹔
與這家千億級電力裝備新央企成立前后腳，三峽集團總部舉行搬遷大會，正式啟動回遷湖北﹔
8月初，中國華能發布的消息顯示其總部將疏解至雄安﹔
更早之前的4月和5月，重組成立的中國星網、中國中化先后將總部注冊在了雄安新區。
這樣算下來，今年已有8家大型央企決定將總部遷至京外或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落戶。
中央企業被視為中國經濟的“頂梁柱”，作為企業運行“神經中樞”的央企總部外遷頗受各方關注。
這背后有著怎樣的考量？
（二）
公眾印象中，一大批熟悉的中央企業總部都設在北京。
大家為啥都愛在北京“扎堆兒”？
其實，這種布局背后有首都經濟獨特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國家經濟版圖的歷史性變遷。
新中國成立初期，東北地區因工業基礎強、礦產資源豐富、區位優勢好，成為“一五”時期156個重點建設項目的主要承載地，一重、一汽、鞍鋼、哈電等重工業巨頭因此扎根東北。
還有一部分企業，比如東風汽車，曾因“三線”建設等原因將總部設在中西部中小城市，但后來因市場化改革發展的需要，將總部搬遷到了較大的城市。
改革開放大潮中，不少央企應運而生。比如，198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原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核工業部等部委被撤銷，在煤、油、核三部基礎上分別組建了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中國核工業總公司等能源企業，這些企業的總部自然而然就落在了北京。
算上剛成立的中國稀土，目前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央企有97家，其中，總部位於上海的企業有6家、東北三省5家、廣東5家、湖北3家、河北雄安2家、四川1家、江西1家、港澳4家，其余都在北京。
大量央企總部的存在，讓北京成為世界500強企業最多的城市之一。
2021年，進入《財富》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增至143家，其中總部設在北京的有59家，繼續雄踞全球前列，也超過國內滬（9家）、港（9家）、廣（5家）、深（8家）、杭（7家）多個城市的總和。
時過境遷，一些問題逐漸暴露出來。
站在城市發展的角度，過多資源集中一城一地，催生了交通擁堵、房價高漲、環境惡化等“大城市病”，加重了城市運行的負擔。近年來，中央對推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提出了明確要求。
站在企業發展的角度，隨著全面深化改革“加速跑”，央企總部“堅守”在北京的必要性下降，而進一步貼近市場、貼近資源、貼近產業鏈上下游，更有利於做強做優做大。
由此可見，在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和加速市場化改革的雙重考量下，央企總部調整可謂大勢所趨。
值得注意的是，推進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並不是要限制北京的發展，而是立足“四個中心”的功能定位，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
有離開的，自然就會有新來的。非首都功能疏解為北京“高精尖”經濟發展創造了空間，科技、信息、文化等領域“高精尖”產業新設市場主體佔比從2013年的40.7%上升至2020年的60%。
（三）
外遷的央企總部，去哪兒了？
央企給出的答案，目前已分布在5地：雄安、上海、深圳、武漢、贛州。
落戶雄安，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重要驅動力。
早在2019年年初，《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河北雄安新區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指導意見》明確，支持在京國有企業總部及分支機構向雄安新區轉移。
今年1月份，“推動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區轉移”“支持部分中央在京行政事業單位、總部企業、高等學校等向雄安新區有序轉移”等內容被寫入北京市“十四五”規劃綱要。
此后的5月10日，一場有50多家央企負責人參加的央地合作座談會在雄安新區舉行。多家央企負責人在會上表示，全力推動各類資源要素向雄安新區配置聚集，加強創新平台、總部經濟、產業集群建設。
12月初，國新辦舉行了一場以“推動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新聞發布會。
來自此次發布會的信息顯示，雄安新區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目前新區已進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規模建設同步推進的發展階段。從今年起，部分在京部委所屬高校、醫院和央企總部已啟動分期分批向新區疏解。
這是否意味著雄安新區將成為匯聚央企總部的“新高地”？外界有著各種版本的解讀。
12月18日舉行的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釋放出最新消息——
國資委要求中央企業服務國家區域重大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要進一步深化央地合作，落實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要求，助力雄安新區建設。
除了雄安新區，上海、深圳、武漢、贛州等城市也受到了中央企業的青睞。
分析下來，產業基礎、資源稟賦、區位優勢、營商環境、創新基礎、資本市場、國際化水平……不同城市，各具優勢。
總而言之，央企總部選擇“落腳地”這個大動作，既要考慮自身長遠發展，還要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彰顯國有資本優布局、調結構的戰略意圖。
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央企總部離開北京嗎？放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新突破、中央企業改革不斷推進的“大棋局”中思考，答案已經不言自明。
（四）
所謂央企總部搬遷，是真搬還是假搬？會不會只是挂個牌子，人都還在北京辦公？這是網絡上十分關心的問題，背后體現了社會公眾對央企總部搬遷難度的擔憂。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相當復雜的系統工程，而且許多工作沒有先例可以參考。
首先，能否統籌好生產經營與疏解搬遷，考驗著企業的治理能力。
多家總部外遷企業告訴記者，堅決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進一步提高服務國家重大戰略能力是中央企業的使命所在。站位全局謀一域，將千方百計促進地方資源稟賦與企業產業優勢結合，促進互利共贏、協同發展。
對於搬遷中可能遇到的具體問題，企業正通過主動對接承載地，盡可能細化工作方案，早部署、早發力，早落地、早見效，力求轉得出、穩得住、能發展。
2020年，平均每家中央企業總部人員編制不到300人，但企業之間差異很大，有的央企總部隻有幾十人，有的則在千人左右。總部搬遷意味著一些人要離開熟悉的環境，融入新的城市，也面臨不小現實挑戰。
對此，多方都在努力解決。“盡量使其疏解后的收益總體上不低於留在北京的收益水平。”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負責人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
政策給力，企業和央企總部承載地等相關方也在聚焦職工關心關切的要害精准發力。
從啟動搬遷到真正扎根，肯定會有一個各方逐漸適應、尋找最優解的過程。
從長遠來看，中央企業總部搬遷一定會帶來更加優化的布局，更高質量的發展。（記者王希﹔參與採寫：張泉、溫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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