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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讀︱城鎮篇(上):都市滄桑

王思達

2021年09月30日09:10  來源:河北日報

古代城市的先聲

河北最古老的城

2020年9月22日,秋分。塞外山城張家口,已有些許寒意。

上午10時,天朗氣清,崇禮區高家營鎮大水溝村西側階地的考古作業現場。

“看!那就是張家口的北大門——大境門,距離這兒的直線距離也就六七公裡,開車最多10分鐘。”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崔英杰站在一處高坡上,往西南方向指了指。

“自古以來,大境門就是扼守張家口的北大門,而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可以說是‘最早的張家口’。二者距離這麼近,你說是不是巧合呢?”崔英杰神秘地笑了笑。

大水溝村僅有的幾十戶人家,還是20世紀90年代從別處搬遷至此。為什麼這裡能被稱為“最早的張家口”呢?

“長期以來,提到河北建城時間最早的城市,考古界比較公認的是擁有3500年建城史的邢台。但最新的考古挖掘越發清晰地表明,位於崇禮大水溝村周邊階地上的鄧槽溝梁遺址,建城史可以上溯到約4200年前。”崔英杰介紹。

通俗地講,鄧槽溝梁遺址就是河北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城。

這是一個足以改變人們對河北城市發展史認識的新發現。

崔英杰和鄧槽溝梁遺址的第一次相遇,是2014年年底。當時,在剛剛結束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鄧槽溝梁遺址被當地文物部門發現並上報。受學院委派,崔英杰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經過初步考察,他判斷,這裡是一片新石器時期遺址。

2015年,崔英杰帶領河北師范大學考古系學生開始了對鄧槽溝梁遺址的試掘。

石護坡、灰溝、夯土牆基、房址……隨著發掘的深入,越來越多的遺跡開始超出了普通新石器遺址應有的內容,在崔英杰的腦海中,勾勒出一座新石器史前城的模樣。

對於新石器考古已經許久沒有突破性進展的河北來說,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

2017年5至11月,河北師范大學考古系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張家口市考古所、崇禮區文廣新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正式勘探與發掘,對周邊區域的考古調查也同時展開。

新的發現不斷印証著崔英杰的判斷:考古隊挖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器及少量的骨器和蚌器,採集了大量動物骨骼及土壤樣品。

更為重要的是,考古隊發現了多段夯土牆基、多座房址和多個灰坑。這些夯土牆基,正是當年的城牆遺址。專家們根據牆基遺跡推測,當年的城牆沿山梁而建,呈不規則形狀,城內面積達40多萬平方米。

“在古代,‘城’和‘市’是兩個不同概念。‘城’是指城邑四周的牆垣,而‘市’指的是交易場所。”崔英杰解釋,“早期人類出現時,隻有聚落,沒有城。在考古工作中,隻要一個遺址有范圍確定的城牆和城內的一些高規格建筑,基本就可以認定其為城。”

這裡,真的曾經存在一座城。而且,是河北迄今發現的第一座史前城。

對部分出土器物的精確測年結果顯示,鄧槽溝梁遺址的年代跨度也令人驚訝——從距今8000年前到距今4200年前。如此長的時間跨度,幾乎覆蓋了新石器早期到晚期的大部分階段。

即便在歷史的長河中,4000年也絕不是一個短暫的概念。鄧槽溝梁的文明延續為何如此長久?

研究發現,鄧槽溝梁文明的延續並不是單一變遷的過程,而是多種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果。

目前的挖掘結果顯示,位於鄧槽溝梁遺址文化層最下層的文化遺存,距今8000年左右。這些遺存包括一些方形石灶、肩石鋤、圓形磨棒及筒形罐,還有在房址中埋人的現象——這些文化遺存和文化現象,和同一時期的北方興隆窪文化高度相似。

在鄧槽溝梁距今約6000年到5000年前的文化層中,考古工作者們則發現了大量彩陶——這些彩陶和同一時期的石家庄正定南楊庄仰韶文化遺址十分近似。

而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鄧槽溝梁遺址發展晚期,面貌又與位於其正西方位約200公裡外的內蒙古老虎山文化極為相似——正是在這個階段,遺址中的城牆夯土基址、夯土台基、白灰面房子等大量出現。也就是說,在這個階段,真正意義上的城出現了。

“早期受來自北方的文化影響,中期受來自南方的文化影響,晚期又受來自西方的文化影響,鄧槽溝梁文化的延續發展過程,堪稱一部史前文明交流史。”崔英杰認為,這也是其文化延續如此之久的重要原因。

“鄧槽溝梁遺址的文化變遷說明,地處京、冀、晉、蒙四省交界處的張家口一帶,在史前時期就已經成為文化交流的重要區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張文瑞認為。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大自然在人們尚未察覺之時就悄悄埋下了伏筆。公元1644年,在張家口市區北端,萬裡長城中的一座關隘拔地而起。它,就是大境門。

作為扼守張家口乃至北京的北大門,大境門自建成起,便成為連接邊塞與內地的交通要道。來自蒙古草原和歐洲的牲畜、皮毛、藥材、毛織品、銀器等和來自中國內地的絲綢、茶葉、瓷器、白糖在這裡交易買賣,大境門成為我國北方國際貿易的內陸口岸。

雖然時間已過數千年,但從鄧槽溝梁到大境門,文化交流中心的位置卻僅挪動了幾公裡。

“這是巧合嗎?”崔英杰笑著,又問了一遍。

從山前到水邊

“談到河北的城市發展史和古城,首先繞不開的就是邢台。”

面對著一張河北地圖,河北省建設廳原副巡視員、高級規劃師劉運琦把手指向了位於河北省中部、太行山東麓的邢台。

“3500年前,商朝第十四任君主祖乙遷都於邢,邢台因此成為華北地區最古老的都城,也是中國北方最早形成城市的地區之一。此后,層層疊壓的夯土、灰坑,直接記錄了古城歷經秦、漢、唐、明多個時期的信息。”劉運琦說,邢台也因此長期被史學界譽為黃河以北地區“第一城”。

為什麼是邢台?

首先是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邢台,地處太行山東麓,古黃河下游,太行山東麓洪積平原最早出露,土地肥沃、氣候宜人,因此成為人類早期聚居生息之地。

邢地土肥水豐,百泉競流,故稱“井方”。邢人鑿井筑邑,后來合“井”“邑”二字為一字,這就是“邢”字的起源。

《竹書紀年》記載:“甲辰九圯,祖乙徙都於邢。”《史記》中,也有“商祖乙遷於邢”的記載。如今,隨著邢台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人都對邢台古城最早的形成過程耳熟能詳。

“但有一個細節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祖乙遷邢之后的第二次小規模遷徙。”劉運琦說。

根據記載,祖乙遷邢次年,邢地遭山洪沖擊。於是,祖乙率領商王室貴族再次作小范圍近距離遷徙,並於5年之后,大興土木建城。

根據專家考証,這次小規模遷徙的距離並不遠,大概隻有十幾公裡。但是,這次遷徙的意義卻很重大。

“當時,位於山前平原地帶的邢台頻發水患,祖乙經過考察,最終選擇把城址遷到了富水區附近的一處海拔相對較高的高地之上。”劉運琦解釋。

2020年10月21日,邢台市信都區。

達活泉公園內層林盡染,湖畔點綴著亭台,遠山近水與城市融為一體。

這裡,是河北面積最大的城市內公園。公園內的達活泉,更是邢台地下泉群中的重要泉眼,開鑿歷史可以追溯至漢光武帝時期。歷史上,這裡曾經“水涌百穴,甘露爭溢”。

根據考証,達活泉以及其他地下泉群集中分布的邢台市區西部地區,就是祖乙第二次遷徙最有可能的落腳地。

在億萬年滄海桑田的變化過程中,發源於太行山的各水系由於地勢高差,從太行山中挾帶泥沙,向東奔涌而出,一個個沖積扇在山前堆積。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正適合先人們在此聚居生息。

從最早的人類聚落出現,到最早的古城、古都的孕育……沿著太行山東麓平原,一條人類文明走廊逐漸形成。

許多可以上溯到早期歷史階段的商周兩代的縣城,幾乎無一例外地沿著太行山東麓這條早期文明走廊密集分布。

時光跨越千年,大量古都、古縣歷經朝代更迭留存至今。

“民政部、聯合國地名專家組中國分部和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促進會曾共同評選過中國‘千年古縣’。”劉運琦介紹,入選標准包括置縣1000年以上,專名沿用千年以上或者歷史上有短暫變更但又恢復使用至今。

評選中,河北省有20個縣入選,“千年古縣”數量僅次於山東,位列全國第二。

涿鹿、灤州、涿州、定州、靈壽、元氏、趙縣、武安、魏縣……細數河北“千年古縣”可以發現,它們中的絕大部分都位於太行山東麓或燕山南麓山前平原或山間盆地。

然而,在這20個“千年古縣”裡,有一個縣既不位於太行山、燕山山麓地帶,也不位於山間盆地之中。從自然地理角度看,它甚至有些遠離文明最早發源的山前地帶。

它,就是地處河北省東南平原腹地的衡水武強。

2020年5月20日,小滿。

武強縣街關鎮周邊的耕地上,金黃的麥粒已經飽滿,麥收即將開始。

這片如今位於武強縣城西南與深州、武邑交界的區域,在歷史上數百年的時間裡,曾經一直是武強老縣城所在地。

沿街關鎮洛灣村由南往北直至縣界,有一條時斷時續的古堤。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潰水堤。如今的潰水堤大部已經被庄稼覆蓋,偶有幸存殘堤,長度僅有數米,遠看猶如一段段小土丘。

清道光《武強縣志》載:“古堤,縣治四面皆有,相傳為宋楊延昭決水灌河而筑。”

根據考証,潰水堤在武強縣境內長達15公裡,猶如千裡平原上的一道水長城,故又有長城堤之別稱。

水,正是武強區別於其他千年古縣的關鍵詞。

“如果說其他大部分古縣形成都離不開‘山前’這個關鍵詞,那麼武強則離不開另一個關鍵詞——‘水’。”武強縣退休干部、文化學者劉金英告訴記者。

武強一帶早期文明和水的淵源,甚至可以上溯到東周時期。

2004年4月21日,武強縣北代鄉杜林村村南。

一個獨木舟在村民取土時被偶然發現。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取樣進行碳14檢測后,確認其年代為距今2537年(±39年)的東周時期。

“發現東周時期獨木舟,在整個河北考古史上尚屬首次。”劉金英表示,這次獨木舟的出土,証明早在2500多年前的東周時期,武強一帶就有了人類活動,且當時的武強一帶水網密布。

在此后的2000多年裡,武強境內的水資源一直十分豐富。從戰國時期到明清時代,滹沱河、漳水、滏陽河、龍治河、朱家河等多條河流曾長期同時流經武強境內。

“從3500年前太行山前最早的古都邢台,到因水而興的千年古縣武強,恰好反映出河北古代文明的發展規律——最初的文明、聚落、古城在山間及山前發源、興起,隨著河流的延伸和平原的向東堆積,逐漸延伸、擴大。”劉運琦分析。

濃縮的古代城市規劃史

2020年10月1日,石家庄。

河北省博物院南區二層“戰國雄風—古中山國”展區內,一件其貌不揚的文物靜靜躺在玻璃展櫃內。

這是一塊遭受過火燒和壓砸的長方形銅版,2300年的光陰在它本已凹凸不平的身上漫漶開斑駁的青色銅鏽。

這就是錯金銀銅版兆域圖,如今世界范圍內已知最古老的建筑平面設計圖。

“1977年秋,古中山王陵1號墓的發掘進入尾聲。一天,兩位清理考古現場的人員將在墓坑西側發現的、一塊扭曲變形的大銅版,連同這塊銅版的一些碎片,拿到了我跟前。”如今已經83歲高齡的古中山國考古親歷者、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館員劉來成,對兆域圖出土記憶猶新。

經過修復和認真研究,專家們確定,這是一幅王陵的建筑設計圖,它的價值體現在很多方面。

“兆域圖上數字注有38處。這是世界發現最早用數字注記表示的地圖。”劉來成說。

此外,通過將測量兆域圖上標注的長度和兆域圖圖示的實際長度進行測算,專家得出,兆域圖的比例尺為1︰500。這個發現,將我國用比例尺畫圖的歷史提前了6個世紀。

“兆域圖的發現,說明當時的河北以及周邊地區,在建筑設計方面已經出現程式化、制度化的規劃設計圖。”劉來成表示。

兆域圖的發現,毫無疑問地表明了當時河北在陵墓建筑設計規劃方面的領先地位。

而差不多在同一時代,河北南部建起的一座宮城,則顯示了河北在古代宮殿設計領域的高超技藝。

古中山國遺址往南約240公裡,邯鄲市區西南,有一座氣勢恢宏的宮殿遺址。

這就是戰國趙王城遺址。遺址周圍,高達數米的夯土城牆蜿蜒起伏。遺址內部,是布局嚴整、星羅棋布的建筑基台,四周有多處城門遺跡。

趙王城建於趙國遷都邯鄲前后,是我國保存最為完好的戰國古城址,也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戰國邯鄲城由趙王城(宮城)和大北城(居民城、郭城)兩部分組成,總面積約1887.6萬平方米。其中,大北城的面積達到15平方公裡——比1970年時的邯鄲城區面積還要大。”邯鄲市博物館原館長郝良真介紹,而經過合理規劃、嚴謹設計的趙王城,則代表了當時宮城設計的最高水准。

趙王城由東城、西城和北城組成,平面呈‘品’字形布局,屬於統一規劃、同一時期施工修建的工程。其中,西城之中高台建筑基址數量最多、規模最大,其南北排列的布局形制也最為規整。

“因此基本可以斷定,西城應為趙王城的主要建筑,是趙王城中真正的宮城,東城和北城則可稱之為亞宮城。”郝良真介紹,趙王城的這種宮城與亞宮城組成的布局,體現了十分鮮明的宮殿設計思路。后來,這種設計理念又為西漢都城——長安城所沿襲。

而趙王城正南方向40多公裡處,還有一座后來被考古學家們評價為“在中國都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城市。

2020年10月5日,臨漳,鄴城遺址博物館。

鄴城——曾經輝煌了四個世紀之久的古都。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裡曾先后為曹魏、后趙、冉魏、前燕、東魏、北齊六朝都城,創造了輝煌的歷史文化。

其中,鄴城的城市設計更是被考古學家們公認為“中國古代都城建設的典范”。

“在中國建城史上,鄴城是中國第一個依據城市規劃有步驟建設的都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光冀說,“它強調中軸對稱,分區明顯。城內一條東西大街將城劃分為南北兩城,鄴北城設置宮殿和衙署,鄴南城主要是居民區、商業區和手工業區。”

徐光冀介紹,秦漢時期,都城都是按照多宮殿制設計建造,即都城內不止一座宮殿。而隋唐以后的都城,如長安、北京,格局都是按照一宮殿制設計的。

從多宮殿制到一宮殿制設計理念的轉變,便肇始於鄴北城。

“鄴北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單一宮城制度的都城,其中軸對稱城市格局、明確的功能分區布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徐光冀說。

近代城市的發軔

第一個近代工業城市

2020年11月7日,立冬,唐山。

上午6時,天剛蒙蒙亮,唐山開灤國家礦山公園裡,“唐山礦”的機器已經開始轟鳴。

唐山,河北重要的工業城市,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之一。而唐山的城市起點,正是140多年前開平煤礦(開灤煤礦前身)的建立。

唐山市歷史學會會長閆永增告訴記者,始建於1878年的開平煤礦,是中國大陸第一座採用西方機器設備和技術進行生產的近代大型煤礦。

唐山,北依燕山,南臨渤海,地質運動較為頻繁活躍。距今約3億年前的石炭紀,唐山開灤地區地殼下降,形成了今天唐山的煤炭層。此后的億萬年裡,后續地質活動又抬升了該地區,並擠壓形成燕山。這使得唐山的部分煤礦有了易於開採的特點。

“在中國古代,一個地區成為城市的最重要標志就是城郭的出現。古代唐山一直沒有形成城郭,因此城市的概念也不存在。”閆永增說,直到開平煤礦建立前,唐山市區大部仍是一片荒野,僅有幾個自然村零星分布。

改變始於1876年的秋末冬初的一天。

這天,小鎮開平(今唐山市開平區)迎來了一群特殊的外來者——他們著裝體面、多數操南方口音,還有高鼻梁的外國人。其中為首的是廣東人唐廷樞。

他們在開平附近方圓50多公裡范圍內勘測、記錄,尋找在當時被稱為“黑金”的一種重要能源——煤炭。

“開平一帶自古就有許多小煤窯,據史料記載,當地百姓從明朝永樂年間便開始用土法取煤。洋務運動開始后,一心想創辦大型煤礦的李鴻章聽說后,便委派自己的得力干將唐廷樞赴唐山找煤。”開灤博物館特聘研究員楊磊說。

根據勘探和化驗結果,勘探者們發現,距開平以西20裡的喬家屯一帶土法開採的煤比別處煤品更高。唐廷樞決定,把開平礦務局的第一眼井放在喬家屯西南。

喬家屯,這座當時尚屬灤州府開平鎮治下、僅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庄,就這樣成為一座百萬人口現代化工業城市的起點。

1878年7月24日,開平礦務局正式挂牌成立。因礦址位於唐山南麓,唐廷樞為這座中國近代北方第一座現代化煤礦取名“唐山礦”。

“唐山,原名大城山,是唐山市區東北幾座小山峰的統稱。”楊磊說,“唐山”這個地名最早可以追溯到貞觀十九年(645年)二月,當時唐太宗李世民親率10多萬唐軍東征高麗,曾在大城山上屯駐,以后此山遂名“唐山”。

此后,在開平礦的帶動下,工業和資本在唐山不斷聚集。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唐山已經形成了以開灤煤礦、鐵路工廠、啟新、華新紡織廠等大企業為骨干的近代工業體系。唐山,成為中國近代北方工業的搖籃。

閆永增認為,唐山以工業立市,這是近代城市區別於古代城市的重要標志。

最早的組團城市

2020年11月15日,初冬的秦皇島港。

港外錨地數十艘船舶正在等待進港,港池內巨輪停靠,裝船機上下揮舞著巨大的手臂……

自近代開埠以來,秦皇島港已有120多年歷史。

秦皇島,河北城市中一個十分特殊的存在,獨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為河北近代唯一一個因港而興的城市。

“秦皇島背靠燕山,西南面向京津與工業基地唐山,東北通過遼西走廊通向遼寧,自古便是北方交通樞紐與軍事重鎮。”秦皇島港史志工作者王慶普介紹,除便利的交通之外,秦皇島還擁有渤海西岸最優良的天然港口條件。

平均海拔600米—1500米的燕山山脈阻擋了冷空氣南下,加之周遭沒有大河注入,海水含鹽量高而冰點低,世界第二大暖流黑潮暖流從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經菲律賓群島、台灣海峽、琉球群島北上,打在秦皇島的海岸線上,給秦皇島帶來了暖冬,形成不凍港。同時,秦皇島港港闊水深,航道深,規模大,萬噸巨輪可以自由出入。

然而,在農耕文明時代,秦皇島優良的港口條件難以得到施展。直至清朝中期,秦皇島還只是一個近岸海島,城市雛形遠未形成。

直到晚清洋務運動之后,秦皇島才逐漸被重視起來。

唐山開平煤礦建立后,煤炭外運需求日益增加。1898年,清政府批准秦皇島為自開口岸,開啟了秦皇島的港口歷史。

秦皇島開埠后,城市開始迅速形成、發展。

隨著秦皇島城市發展的加快,位於其南部不遠的一片濱海濕地也逐漸發展起來。

秦皇島市區以南十幾公裡,就是北戴河海濱。

在許多外地人眼裡,北戴河的名氣甚至比秦皇島還大。北戴河“海濱避暑勝地”的美譽早已深入人心。

事實上,北戴河的開發並不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早在秦皇島開埠之初,位於秦皇島市區南部的北戴河就已經作為避暑勝地被開發利用。

北戴河周遭入海河流不短不長,攜帶的泥沙粗細適中,形成了柔軟、潔淨的金色沙灘。1898年,秦皇島開埠的同一年,清政府就應駐京西方使節的要求,開辟了北戴河為“准中外人士雜居”的避暑區,很快,來自世界各地的官員富賈、學者名流紛紛在北戴河修建別墅,形成了風格迥異的世界建筑群。

北戴河從此成為中國近現代旅游業的發祥地。

改革開放以后,北戴河作為中國旅游業的標杆重新開張。不少地處內陸地區的北方人甚至是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海和沙灘。

港口、鐵路、旅游,特殊的城市形成條件,讓秦皇島的城市發展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不同於普通城市的道路。

“早在20世紀20年代,秦皇島的城市發展就出現了功能分區的概念:港口附近以經濟和貿易為主的工業區,以最早鋪設的水泥馬路開平昌道兩側為核心逐漸發展起來的居住和商業區,以及北戴河一帶的休閑旅游區。”省規劃院原院長邢天河認為,這已經具有了組團城市的雛形。

組團城市是上世紀90年代出現的現代城市發展理念。其要義在於,根據地緣特點將城市整體功能分解為相互聯系的不同局部的組團功能,實現城市功能在大空間上的重新整合。

可以說,秦皇島特殊的城市發展模式,讓其在20世紀初就成為河北最早的組團發展城市。

一個世紀過去,秦皇島組團發展的特點已愈加鮮明——如今,由山海關組團,海港組團,北戴河組團,濱海生態新城組團,昌黎、撫寧組團構成的“4+2組團”式城鎮空間發展布局結構已經初步成型。

在今天的秦皇島市域范圍內,北戴河站、秦皇島站、山海關站三座高鐵站讓秦皇島的城市組團聯系更加緊密——從北戴河站到秦皇島站,最快隻需11分鐘,而從秦皇島站到山海關站,最快隻需14分鐘。

火車拉來的城市

提到火車拉來的城市,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石家庄。

如今許多人耳熟能詳的說法是:1907年,石家庄被選定為正太鐵路和京漢鐵路交匯點,並自此逐漸成為交通要塞,發展壯大。

很多人並不了解的是,位於北京東南、石家庄東北約300公裡處的廊坊,也是火車拉來的城市。

2020年10月23日傍晚,廊坊市躍華路北頭、銀河大橋西側,華燈初上。

這裡,是“十一”期間剛剛開街面世的“廊坊1898”文化商業街。街頭,“廊坊原點城市記憶”的字樣提醒人們,這裡是廊坊最初的發源地。

“我們所在的這條商業街,恰好位於當年的廊坊老火車站西南方向。”站上一處地勢較高的台階,78歲的北京鐵路局豐台工務段退休職工、廊坊市民韓寶善用手指了指東北方向,“看見那條鐵路了嗎?那就是京滬鐵路,當年叫(北)京山(海關)鐵路。以老火車站為圓心,附近這方圓幾百米的區域,就是最早的廊坊城區。”

不過,要尋找廊坊真正的城市原點,其實還要向東北方向再走上幾百米。

韓寶善帶著記者從高架橋上穿過鐵路,雖然和剛才的商業街僅相隔一條鐵路,這邊的繁華程度卻差了不少。韓寶善告訴記者,這裡,老廊坊人口中的“三角地”,才是廊坊的城市原點和名字來源——“郎房村”。

這一切,都要從100多年京山鐵路的修建說起。

直到19世紀末,今天的廊坊還是東安縣(今安次區)管轄下的一個隻有幾十戶人家的偏僻小村——郎房村。說它偏僻,是因為當時的廊坊雖然地處京津中樞,但當時京津之間的交通線並不經過廊坊,而是沿著運河走北京—通州—武清—天津一線。

改變始於1896年。當年,籌建中的京山鐵路在郎房村設了一座車站。

1897年6月30日,京山鐵路全線竣工通車。“也許是由於工作人員筆誤,將‘郎房’二字寫作了‘廊坊’,車站也被寫成了廊坊站,於是廊坊二字第一次出現在歷史中。”韓寶善介紹。

廊坊設站之后,以火車站位和郎房村為圓心,逐漸發展成集鎮。這成為近代廊坊發展的開端。

1905年,當地商號鴻升號的經理王少升在廊坊老火車站以東蓋起三間坐東朝西的房子。由於鐵路沿西北—東南方向穿過,使這塊地方形成了一個三角形,人們便逐漸稱其為“三角地”。

圍繞老車站和三角地,廊坊的城市雛形開始形成。新中國成立后,廊坊先后成為縣級行政中心和縣級市。

1989年4月,原廊坊地區行政公署改為廊坊市(地級),原廊坊市(縣級)則改為市轄區——安次區。地級市的設立,為廊坊的城市發展揭開了新篇章。

設市后的30多年裡,廊坊的鐵路和火車站也經歷著變遷。

1989年9月9日,廊坊成為地級市不久,運行近百年的廊坊老火車站正式停用,取而代之的是老火車站以東約800米處的新火車站。隨著老火車站的停用,老“三角地”作為廊坊城市中心的歷史使命也正式結束。

2010年,京滬高鐵開始動工。已經退休的“老鐵路”韓寶善那段時間天天泡在工地,拍照片做記錄。

2011年6月30日,京滬高鐵廊坊站正式開通。從此,京滬高鐵廊坊站取代了1989年建成的廊坊火車站,此前的廊坊火車站改名為廊坊北站。高鐵通車后,廊坊站到北京南和天津西的時間分別被縮短至21分鐘和18分鐘。

“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拆除的老火車站,和如今的廊坊北站、廊坊高鐵站一起見証了廊坊的發展。作為土生土長的廊坊人,70多年來,我有幸親眼目睹了三座車站的變遷和這座新興城市的成長。”韓寶善說。

現代城市的變遷

“回歸”的中心城市

2020年11月4日,河北省檔案館。

一份67年前的檔案被工作人員取出,擺在了記者面前。

這是一份編號為“省委之855-2-558卷”的檔案,紙張微微泛黃,大字標題卻依然清晰——《關於省會遷石家庄市的請示》(以下簡稱《請示》)。

翻開檔案,《請示》中這樣寫道:

“河北省自建省以來,省會就設於保定市,該市雖經幾年來的恢復與發展,但由於建設工業的條件缺乏,將來也很少可能成為工業城市。而國家已進入社會主義工業化有計劃建設時期,省的領導重心必須轉向城市特別是轉向工業城市。省會設於保定,實難適應新的領導任務。”

“我省石家庄市,地處平漢、正太兩鐵路干線的交點,工業比較發達,也將是全國重要工業城市之一,且為軍事要地,在國家建設發展中,該市勢必成為全省經濟文化中心。為了便於領導工業推動全省建設工作,特呈請將省會遷往石家庄市……”

這份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提交的《請示》,落款時間是1954年1月8日。

根據目前的公開檔案資料,這已經是1952年以來,河北省人民政府第三次向華北局、中央請示,建議將河北省省會由保定市遷移到石家庄市。

3個多月后的1954年4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終於批復,同意河北省省會遷往石家庄市,但同時明確“經費由河北省自籌”。

“雖然后來為集中力量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此次省會搬遷石家庄未果。但這個報告足以說明,當時的石家庄已經成為中央和河北省委、省政府心中作為省會城市的理想選擇。”河北省小城鎮規劃建設協會專家委員會主任劉秉良說。

“長期以來,提到石家庄,很多人甚至認為它是一座‘沒有歷史的城市’。對於石家庄成為河北省會,一些人則認為這是特殊歷史時期下的偶然結果。”劉秉良說,但以上檔案中的內容已經表明,石家庄成為省會並不是偶然。

在劉秉良看來,即便在古代,如今的石家庄市區及周邊區域都曾長時間作為河北中南部的重要中心城市存在,石家庄近現代發展和崛起背后,有城市發展客觀規律的支撐。

“至晚在商代,滹沱河流域已經出現城市萌芽。距今3500多年、創下7項世界之最的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遺址,就是當時這一區域文明的代表。”劉秉良說。

到春秋戰國時期,這一區域的城市數量和規模迅速發展,一大批城垣陸續崛起,出現了較為密集的城市群,成為中國古代史上城垣密集、中心城市起源較早的區域。

2020年11月28日,石家庄市長安區。

沿體育大街一路向北,出北二環幾百米,路邊的一片小樹林裡,一片有些雜亂的土堆上,有一座文物保護碑:東垣古城遺址。

很多人不知道,這片如今看起來不起眼的遺址,不但是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是石家庄在歷史上成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源頭。

劉秉良告訴記者,這片區域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2300多年前。

公元前381年前后,為了更好地和周邊大國抗衡,當時控制滹沱河流域的戰國中山國,在這個北瀕滹沱河、西扼井陘口的區域建立了一座城邑。

公元前305年,趙武靈王攻中山,取鄗、封龍、石邑之后,佔領了這個戰略要地。因當時趙國在山西已有一座“垣邑”,而這座城位於“垣邑”以東,故名之為“東垣”。

公元前228年秦滅趙國之后,在東垣設立恆山郡,管轄著北岳恆山以南,方圓500裡區域的石邑、井陘、下曲陽、南行唐等十幾座城邑。東垣作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序幕由此拉開。

“我們因此可以說,東垣是石家庄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歷史源頭。”劉秉良說。

此后2000多年裡,滹沱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受滹沱河泛濫影響和政治、軍事的需要,不斷伴滹沱河南北遷移,中心城市的名字、城址也經歷了多次更迭,但其輻射范圍卻大致沒有改變。

時間來到近代。

1903年,正太(今石太)鐵路動工興建,為了減少費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橋,設計者將正太路起點由正定改為石家庄。

1907年,正太路全線通車,從此,石家庄村東成了京漢、正太兩條鐵路的交匯點,石家庄成為重要交通樞紐,開啟了近代化城市的發展歷程。

“從東垣,到正定(真定),再到石家庄,區域中心城市的變遷,都是環滹沱河而移動,城址之間的距離,甚至沒有超過20公裡。這說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地區的基礎因素決定了該區域必然會產生中心城市。”劉秉良認為。

新中國成立后,石家庄成為石家庄專區所在地,轄正定、獲鹿等17個縣。

1953年,新中國開始了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石家庄被確定為“一五”期間重點建設城市。城市建設圍繞工業化發展,有步驟地開始了大規模的新建、擴建或改建。

“當時,河北省委已有將省會遷往石家庄之意,並據此編制了第一期城市總體規劃(1955—1975)。”劉秉良說。

1955年,經國家建委和國家計委正式批准,規劃正式實施。石家庄城市建設遵循“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方針,開始按規劃進行建設和發展。隨著以華北制藥廠為代表的一大批工業項目在橋東落地,石家庄工業中心開始由橋西移到橋東。

在當時,不但火車站新址的規劃選在了橋東,而且火車站開口方向安排為向東,市中心位置也隨之東移。

1968年,經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會從保定遷到石家庄。

在第一期城市總體規劃的指導下,到1975年,石家庄城市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分別達到50.2萬人和48平方公裡,市區道路基本形成了“棋盤加放射”的市區道路骨架體系。

如今,談及石家庄的城市特點,很多外地人會提到一個詞——橫平豎直。

作為主城建成區面積近500平方公裡、主城區常住人口超過320萬的區域中心城市,石家庄絕大部分街道都是南北、東西正向分布,東西走向的稱為路、南北走向的稱為街,橫平豎直、十分好記。

“如此簡潔、筆直的棋盤式路網設計,放眼國內大中城市也不多見。”劉秉良說,這正是石家庄在60多年前制作第一期城市總體規劃時打下的基礎。

后來,石家庄又先后進行了數次城市總體規劃,但在城市路網設計方案上,基本沿用了棋盤式方格網主次干道相連接的格局。

進入新時代,石家庄城市發展迎來新機遇。

2021年7月,河北省委、省政府出台《關於大力支持省會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據此,石家庄將按照“依山擁河、組團布局”的空間規劃策略,加快構建“一主、四輔、一帶、多點”的城市空間結構。

“一主”指主城區,是城市高端綜合服務和高端產業功能的集中建設地區﹔“四輔”指藁城、鹿泉、欒城、空港組團城區,承擔主城人口疏解和產業疏解功能﹔“一帶”指滹沱河生態經濟帶(中心城區段),是省會“擁河發展”的標志性地區﹔“多點”指石家庄經濟技術開發區、裝備制造基地、循環化工園區、正定新區拓展區、銅冶、上庄、冶河等7個重要的功能節點。

“這樣的城市規劃布局,有利於摘掉制約石家庄加快發展的‘緊箍兒’,為城市建設拓展巨大發展空間。屆時,滹沱河將成為一條‘城中河’,擁河發展、一河兩岸的美好願景將變為現實。”劉秉良分析。

重生的城市

2020年11月12日,唐山河北裡社區。

這個位於開平區大慶東道以南、河北路西側的大規模社區有數十棟5層老式住宅樓。

雖然大部分住宅外牆已有些斑駁,但簡潔大氣的樓體風格和並不十分落伍的戶型設計,讓人很難想象,這是一個已有41年歷史的“高齡”社區。

從1979年首批完工至今,在許多老唐山人口中,這個社區還有一個更響亮的曾用名——河北1號小區。

“從名稱編號就可以看出,河北1號小區是唐山震后重建的第一個居民小區。”86歲的原唐山市規劃局副局長趙振中曾全程參與唐山震后的規劃、建設,他感慨地說,河北1號小區是唐山震后住宅樓重建的開端和縮影。

唐山,是一座重生的城市。

1976年地震發生時,趙振中正在承德開會。“滿目瘡痍,一片廢墟,不堪回首。”回憶起震后首次回到唐山時見到的情景,趙振中用了這樣幾個形容詞。

震前已擁有百萬人口的唐山,94%民用建筑震毀,90%的工業和其他建筑倒塌或遭受不同程度破壞。

地震發生后僅僅幾天,在中央的統一協調下,全國各地的規劃、建筑專家就已經開始趕赴唐山支援,唐山重建事宜也被提上日程。

建設未動,規劃先行。此時,專家們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新唐山建在哪兒?

“由於地震幾乎將唐山老城毀壞殆盡,起初,有些領導和專家傾向於徹底放棄老城區,重新選址另建一個‘新唐山’。”趙振中說。

但經過仔細考察,專家們認為唐山老城區仍具備較好的重建和發展基礎,不能全部棄用。此外,在新址平地建起一個“新唐山”,成本大、時間長,在當時的條件下很難實現。

最終,經過反復比較,來自中央和各省的規劃專家們共同確定了重建方案:隻保留地震損毀相對較輕的路北區,本著分散建設的思想進行部分異地重建,即總體規劃布局從“兩大片”向“小三角”轉變。

“小三角”指的是:老城區、東礦區和豐潤新城區。新規劃採取組團分散,相對獨立的土地利用規劃思想,每個組團之間相隔25公裡,三個城區之間共享基礎設施,但空間上相對分離。

規劃還確定,每個城區的功能包括四個部分:輕工業區、居住區、倉儲區和休閑區。其中,老城區規劃人口25萬人,在原來的路北區重建﹔東礦區人口30萬人,在原地恢復重建﹔豐潤新城區規劃10萬人,由於沒有依托老城建設,屬於完全的新區建設。

“這種明確劃分城市功能分區、城市組團建設的理念,在當時的國內是十分先進的。”趙振中說。

1977年5月14日,中央批准了唐山的恢復建設規劃,唐山重建正式開始。

“震后唐山重建經歷了‘三座城市’。”當年曾親歷唐山震后重建的劉運琦說,“一座是震后短期出現的‘窩棚城市’,一座是后來的‘簡易城市’,一座是恢復重建的新城市。”

劉運琦告訴記者,唐山重建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市中心的廢墟來不及清理,就先在郊區空地上建。建起一片小區,就拆除一片簡易房。

1979年,河北1號小區在唐山老市區以北拔地而起時,周遭還是一片農田。

此后,為加快建設速度,專家又提出“不能一棟一棟設計”的理念,於是面向全國7家設計院征集了10套“標准設計”作模板,每個小區拿一套來用。就這樣,簡易房越來越少,規規矩矩、四平八穩的“單元房”在唐山一片一片冒出來了。

“當時的口號是建設現代化新城市。”趙振中回憶,“但在重建之初,全國各地的專家們討論時就遇到了難題——什麼是現代化城市?”

趙振中說,因為當時全國還沒有“真正現代化的城市”,后來討論確立的唐山標准就已經是當時專家們想象中的最高水平了:比如“城市干道搞立交”,而當時隻有北京二環路出現了立交﹔城市供電方面,要採用多電源環形供電﹔城市通信方面,有線無線結合,機房分開建設﹔小區的樓房間距,採用檐高1.7倍進行布置﹔城市劃分功能分區,小區要搞配套設施和綠化﹔住宅單元式,即“家家獨立的廚房、廁所”,而“當時北京最好的單元房也隻能達到兩戶共用”……

這些今天看起來再平常不過的標准,在當時的國內城市裡絕無僅有。

對唐山老百姓而言,“現代化”的最顯著體驗就是震后住上“小區”。

趙振中告訴記者,在我國,“小區”概念是在唐山重建時第一次提出。這些小區採用相同標准,不僅外觀相似,體量也大致相同:每個小區1萬人左右,4—5個小區組成一個居住區。小區內設居委會、小學、幼兒園、糧店、副食店、小吃店等。居住區設有街道辦事處、派出所、百貨、郵電、儲蓄、電影院、藥店、煤氣調壓站、熱力點等。

居民住宅的內部戶型也大致相同,樓宇以四、五層的條式樓為主,適當安排一些六層點式樓。每戶建筑面積在40—50平方米,平均建筑面積42平方米。

“戶型有一居室、兩居室、三居室3種,內部均設有獨立廚房、衛生間,大部分住戶有室內壁櫥、吊櫥和煤氣、暖氣設施,水表、電表、煤氣表到戶。住宅建筑間距一般為1︰1.7,採光充足。”趙振中說,這些標准,在當時的國內是絕對領先的。

此外,為了應對可能再次發生的地震,唐山的重建小區都規定了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八度設防”。“八度設防是什麼標准呢?再來七八級地震,可能會有損壞,但絕對不會倒塌。”

到1986年,唐山共建設各類建筑1800萬平方米,其中住宅1122萬平方米,佔62.3%,工業及其他公共建筑678萬平方米。市區141萬人口、23萬戶入住,佔總戶數的98.5%,人均居住面積7平方米以上,居當時全國之冠。同時,工業生產全面恢復,工業總產值78.39億元,是震前的214%。

至此,一座功能分布明確、布局合理、環境優美、生產生活方便的新型城市已基本建成。

1990年11月,唐山市政府因為震后重建工作而獲得了聯合國“人居獎”,成為中國首個榮獲聯合國“人居獎”的城市。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國逐步推開,樓層漸高的商品房和辦公樓,開始掙脫以往唐山“抗震樓”整齊劃一的建筑風格,成為城市的新選擇。

未來之城

2020年12月5日,雄安新區容東片區。

時值隆冬,15時53分,太陽還沒有落山,氣溫已近零下7℃。

B1組團安置房六區27號樓7層,監理人員正在檢測一處牆體的鋼筋機械連接處的外露螺紋絲扣。結果顯示,外露螺紋為1絲,符合小於1.5絲的標准。

“這裡說的1.5絲約兩三毫米。在雄安新區建筑中數以萬計的鋼筋裡尋找兩三毫米的‘瑕疵’,就像大海撈針,但我們就是這樣做了。”容東片區B1組團監理總監陳立說,在雄安新區做工程,就是要追求質量的極致。

走出27號樓,站上一處高地向四周望去,此時的雄安新區1770平方公裡土地上,近300個工地塔吊林立,數萬名建設者正在晝夜奮戰。在這片土地上施工、建設的每一棟建筑,都體現高質量的要求。

不過,對於著眼於實現未來之城目標的雄安來說,高質量並不簡單止於施工、建設層面,而是貫穿於新區的頂層設計層面。

“歸根結底,高質量發展是關於人的事情。從幸福感到空間體驗,再到能否營造高品質的空間,也就是能不能吸引人、留住人、留住心。”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朱子瑜說。

事實上,早在雄安新區總體規劃階段,高質量發展目標就已經確定。

為解決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步行難、騎車擠、坐車慢、開車堵、停車亂”等交通問題,《河北雄安新區總體規劃》(以下簡稱《總體規劃》)就從交通政策制定、出行行為引導、基礎設施保障等方面進行了統籌設計,提出了具體要求。

在交通政策方面,《總體規劃》規定,起步區機動車出行80%是公交車,綠色出行比例達到90%。朱子瑜說:“在以往城市的同類型規劃中,寫‘保障公交’的很少,一般是‘鼓勵公交’。而鼓勵公交與限制私家車博弈的時候,往往是私家車勝出。”

未來雄安新區城市街道空間,將提高慢行和景觀斷面佔比,按照行人、自行車、公共交通、小汽車的優先次序進行路權分配。

在公共服務配置方面,雄安新區的公共服務將實現從供給不足到優質均等,發展成為全齡友好型城市,滿足每一個年齡段人們的需求。

“未來,雄安新區不會到處高樓林立,不管高樓還是低樓,將處處是景觀,實現城景融合。”朱子瑜說。

讓這座未來之城與眾不同的,還有無處不在的數字化。

雄安新區容東片區。

站在已經封頂、進入裝修階段的雄安商務服務中心會展中心頂層向南望去,早已成為網紅打卡地的雄安市民服務中心盡收眼底。

在商務服務中心會展中心東側,專家公寓和商務酒店也已拔地而起﹔會展中心北側,五星級酒店正進行基礎施工……放眼望去,許多人都產生這樣一個直觀感覺——“這裡就像個大工地”。

但眼前的肉眼所見並非商務服務中心的全部。通過BIM(建筑信息模型)系統,可以看到,雄安商務服務中心還有一個看不見的“孿生兄弟”——在實體工地之外,其孿生的數字建筑已經生成。給排水、智能感應等系統在上面先進行模擬優化實驗,再通過各部門在線多方協同會審,確保方案能精准節能地落地到物理空間。

“以前施工大多時候要自己裁鋼筋,經常會有剩料。來雄安的工地發現,建筑都是計算好的,發過來的材料直接組裝就好,一厘米鋼筋都不會浪費。”施工現場一位工人說。

在今天的雄安新區,數字城市與實體城市同步規劃、同步建設,整個城市即將成為一座虛實互動、孿生共長的數字智能之城。

“傳統的智慧城市往往更多關注建筑、交通、水務、園林等某一行業或領域的智慧化,而雄安是基於CIM的全城智慧化,在此平台上可以把城市各專業數據進行集成,從而達到規劃一張圖、建設監管一張網、城市治理一盤棋的新格局。”雄安新區規建局副局長劉利鋒說。

而且,雄安的數字“孿生城市”是“活”的,現實中建設的每一棟樓,在數字雄安CIM平台中,都能夠同步生成一棟同樣的數字大樓,現實中哪怕更換一個路燈,數字城市裡都能顯示出來。

這裡還能看到“地下”城市版本,各類綜合管廊、智能控制裝置部署其中,建成以后的雄安新區,空中不會有電線,地上甚至很難看到一個井蓋。

建設過程中的這些數字化因素,在一步步實現《總體規劃》對數字城市的預期:“雄安新區堅持數字城市和現實城市同步規劃、建設,適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礎設施,未來將實現新區數字化、網絡化、可視化和智能化,建成全球領先的數字智能城市。”

未來,雄安將率先建設第五代移動通信網絡(5G),同步搭建全域覆蓋、萬物互聯的感知體系,實現市政運行智能化……在智能手機日益普及的時代,這種場景令人神往。

未來之城,未來正來!

(責編:宋燁文、施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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