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城南陽遺址考古隊員查看勘探土樣。
南陽遺址，是雄安新區面積最大、文化內涵較為豐富的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正是探尋雄安歷史文化的一把鑰匙。透過南陽遺址考古，讓我們前往考古一線，了解真正的田野考古是怎樣展開的，考古人如何工作，他們看到了什麼，又收獲了什麼？
考古不是“尋龍點穴”
2019年11月11日，容城縣南陽村南，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
“來，看看我們的考古神器！”南陽遺址考古隊隊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張曉崢一步兩個台階，快步邁上二樓，打開一間工具室的門，從牆角拎出一根一人多高的細木杆。
“掂掂，鏟頭是用好鋼打的，沉著呢。”張曉崢摸摸木杆一頭锃光發亮的半圓形鏟頭，“目前考古鑽探，再高精尖的鑽探儀器，也替代不了它。”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洛陽鏟，中國考古鑽探工具的象征。
張曉崢放下洛陽鏟，走到窗前向南眺望，剛剛出苗的廣袤麥田之下，就是南陽遺址42萬平方米的保護區。
南陽遺址，雄安三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是一處東周、漢代文化遺存。遺址保存面積較大，是雄安新區東周時期燕文化重要的代表性遺址，為探尋新區千年歷史文化，2017年5月，定為首個考古發掘地。
通過上世紀70年代出土的帶銘文戰國青銅器和史籍文獻，考古隊推斷，農田之下，可能沉睡著一座戰國時期的城。
考古隊要找到這座城，搞清楚它的城牆、道路、城內建筑等布局和使用年代。張曉崢戲稱，南陽遺址考古，主要是搞“不動產”。
搞“不動產”，要分三步走，一調查，二鑽探，三發掘。
“野外調查，我們叫拉網式徒步踏察。隔上一段站一個人，每人一部對講機，手裡拎個編織袋，並排前進，撿到陶片、石器啥的就裝袋裡。”張曉崢說。
徒步踏察，可不只是走走看看，隊員們得隨時觀察琢磨，究竟從哪裡鑽探。
“盜墓小說裡有一招‘尋龍點穴’，看好了一挖一個准，你們有沒有類似奇招？”記者好奇。
“哪有那麼玄乎？最靠譜的辦法就是用洛陽鏟打、打、打，然后分析鏟子帶出的土。”張曉崢說。
辨土認土，是考古人的看家本事。不會看土，別說考古。
帶上來“五花土”，下邊多半是墓，帶上來致密夯土，根據夯土范圍，下面可能是人工修筑的牆或者建筑基址。結合土的顏色，土裡的包含物，考古人就能大概分辨出是什麼朝代的遺址。
整個保護區，考古隊按5米乘5米打“梅花孔”，一共打了2萬多個，就像在田裡扎“篩子”。
大規模地鑽探，是為了確定下一步發掘范圍。南陽遺址至今5處發掘地中的4處，都是這樣“扎”出來的。
不過，第1發掘地夯土牆的發現過程，有些特別，它用到的不是考古人的辨土技能，而是“認草”本事。
2017年8月的一個傍晚，鑽探收獲不大，考古隊員們用草帽驅趕著蚊子，沿著鄉間小路收工回站。
突然，技師康三林掃過路邊一塊1米多高的台地，眼前一亮——是一片貼地長的尖葉草。
“這種草我叫不上名字，但知道它通常長在致密的土壤中。致密的土，很可能與夯土有關聯。”康三林順手下了一鏟，用手捻開洛陽鏟帶上的土。
有驚喜！黃褐色、顆粒均勻、致密，就是夯土，而且有六七十厘米厚。
“下面會不會有城牆？”本有些疲倦的隊員們一時興奮起來。
南陽遺址考古尋找古城，有了突破口。順著這一發現，考古隊最終摸清了一道東西700多米的戰國、漢代城牆。
識得一株草，康三林覺得不算啥。他說同行裡，有能作詩、會畫畫、懂樂譜的，有知天文、懂地理的，還有能識骨、懂古文字的。
“不是我們學問多‘淵博’，考古要不斷積累工作經驗，更需要交叉學科知識做支撐，工作的性質就逼著你多看、多學。”張曉崢說。
南陽遺址考古已歷時兩年半，仍在繼續。目前考古隊已基本確定了城的年代和規模：這是一座始建於戰國、沿用至西漢、邊長730米的戰漢時期中型城址，是迄今雄安新區考古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考古不僅僅是“土裡找土”
2019年11月11日，南陽遺址第三發掘地。
還沒進考古現場，先看到發掘地旁一座一房多高的大土堆。這些土，是2018年6月起，考古隊用時一年半，一鍬一鏟挖、一車一車拉出來的。
張曉崢掰指頭算算，“得有2500立方米了”。
這樣挖土扒土、“土裡找土”的工作，就是考古人的日常。
考古人還編了句順口溜自我調侃，“遠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飯的，仔細一問，是考古勘探的。”
“土裡找土”，看似簡單，其實並不容易。
手鏟，是“土裡找土”最常用的工具。一把手鏟可以干很多事，最主要的是“刮面”。
刮面，是考古人的又一項基本功。把面刮好，才能確定是否有遺跡存在，確定文化遺跡之間的關系，誰壓著誰、誰打破誰。
薛文龍，是剛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兩年的90后。最初學刮面，在探方裡一次蹲得時間太長，站起來兩眼冒金星。
“用力得適當，太輕，刮不動，太猛，土裡雖硬卻脆的文物容易‘受傷’。”薛文龍蹲在第5發掘區的探方裡，手指頂著手鏟的鏟緣，手掌攥緊手鏟的短木柄，鏟面和地面形成一定角度，由遠及近，一下一下小心地刮。
一個探方從開始至結束要刮上百遍，每一遍都要觀察土質土色的變化，直到沒有人類擾動的生土，才算結束。
不同土層，特征是不一樣的。刮面辨土，得調動多個感官。
“看土層顏色、包含物，觸摸土層軟硬，聽手鏟刮過地皮時聲音是脆是悶。”兩年多，薛文龍跟著老隊員學，摸出些門道。
這份細膩的工作，打磨出考古人共同的氣質：耐心大、干活細。
不過，如今的考古工作，已不只是拿著手鏟“土裡找土”。“滿身泥土”的考古人，有了更多“高精尖武器”輔助工作。
考古人員在地面踏察時，在雄安上空，一架裝載激光雷達測繪系統的無人機，正在工作。
機載激光雷達測繪系統，是測繪領域的一項先進技術，精度厘米級，可快速生成多種類型的三維地形地貌圖。
“有了這個‘幫手’，我們能一下獲得大量數據，對遺址有相當准確的宏觀認識，這在十年前都是無法想象的。”張曉崢說。
隻用了3天，雄安新區起步區100平方千米的測繪就完成了。生成的地圖上，建筑、道路、農田、河流的形狀、大小、位置清晰可見。
“天上找土”更高效，地上布方也更精准、高效。
2019年11月11日，南陽遺址西側第4發掘區。
發掘區內一個個規規整整的方形探方，給人一種莫名的舒適感，讓人納悶考古人都是“完美主義”。
“是我們的布方設備升級了。過去用羅盤、皮尺布方，隨著誤差積累‘跑偏’成平行四邊形是常有的事。”考古隊員龔湛清從工具室取出考古隊的新“幫手”——一根一人多高的杆子，頭上頂著一個黃色主機“大頭”。
考古隊員們叫它“RTK”，是一個精度厘米級的三維定位測量儀器，這家伙比羅盤、皮尺精准多了。
“羅盤、皮尺三天布完的探方，RTK 1個小時搞定，還不會‘跑偏’。”龔湛清說。
如今考古隊的工作離不開這個“大頭”，除了布方，對出土文物、遺跡的地理空間坐標的精細化採集、記錄、測繪，都會用到它。
龔湛清喊記者到他電腦前，要展示他們剛剛用實景三維建模軟件制作的遺址3D影像圖。
電腦屏幕上，實體體積達數百立方米的第3發掘區，隨著鼠標操控，放大、縮小、翻轉，看整體，遺址形狀、走向一目了然，看細微，夯土牆直徑5厘米的夯窩都一清二楚。
制作這張3D影像圖，考古隊其實隻用了小半天。
先給發掘區拍了500多張照片，選取其中關鍵的百余張，用實景三維建模軟件給片中文物標記三維坐標，之后將照片傳入電腦3D圖像制作軟件，合成。
“隊裡的年輕人，‘玩’這些新技術，溜得很。”張曉崢感慨，就在3年前，他參加新樂伏羲台遺址考古，遺跡平面和剖面圖還靠手繪。“繪圖也是考古人的基本功，眼看要用不上了。”
現代化，正在滲入考古工作的每個環節。
考古不是“挖寶”
2018年11月22日，農歷小雪。
張曉崢和兩名考古隊員正蹲在一個4米見方、2米多深的試掘探方裡，用毛刷輕輕刷著一件露出頭的陶器。探方外，考古隊員支起的烤火堆火苗高躥。
這是南陽遺址北3.5公裡，考古隊另一處主要發掘地——容城晾馬台遺址，一處商周時期遺存，省級文保單位。
北方考古，對氣溫有要求，每年挖掘時間隻有春、夏、秋三季。考古隊要趕在大地上凍前，挖完這個探方。
三名考古工作者蹲在探方裡刷了半晌，終於小心翼翼捧出一件器物。
“張隊長，這是個寶貝？”考古隊雇的當地民工手揣在袖子裡，好奇地圍上來。
“挖寶”，是許多普通人對考古工作的理解。
這件器物是大半個陶鬲，直白地說，是古人做飯的鍋，殘留了部分口沿、腹部和足，殘高30厘米左右。陶鬲的足部，還帶有明顯的火燒痕跡。
民工們怎麼看，都覺得沒一點“寶貝”的樣子，一塊灰頭土臉的陶片而已。
但在考古人眼中，這還真是“寶貝”，而且是晾馬台遺址考古的重大發現。
“剛一出土，從陶鬲口沿、腹、足部的造型看，就感覺年代比較早，不像春秋戰國的，倒像西周的。”張曉崢說。
當時，包括雄安三縣，整個白洋澱區域都沒有西周時期文物出土。
不過，考古人習慣了有九分把握說七分話，畢竟隻出土了一件形似西周的器物，他們忍住興奮，現場沒做定論。
器物很快拿回工作站文物修復室，修復完整。
“拿著修復件與十幾件同出器物一一比對后，我們才敢肯定地說，就是西周。”張曉崢手一揮，仍有些激動。
這件西周陶鬲一下填補了空白，成為完善雄安考古學文化譜系編年的珍貴實物資料。
南陽遺址考古隊主要是搞“不動產”的，最讓他們興奮的，是在遺址中部偏北處，發現了一道寬近20米的東西走向戰國夯土城垣。
“不得了，當時越挖越吃驚，城垣南北最寬處有17.5米。”張曉崢說。
修建城牆，自古都是官方工程。2000多年前，一道如此之厚的城牆，究竟要保護什麼重要的人？
“沒准城內會有大型建筑基址！”考古隊員們想到了史籍中有記載，春秋燕桓侯遷都“臨易”、戰國燕文公遷都“易”，位置都指向南陽遺址周邊區域，但至今沒有找到。
南陽遺址，會不會與這兩座城邑有關？隊員們都鉚足了勁兒找大型建筑基址。
1米、1.5米、2米、2.5米……
“我們在第3發掘區發掘整整一年半，把戰國到宋金的遺存都翻出來了，就是沒有一點大型建筑基址的遺跡。”張曉崢提起這事，忍不住一聲嘆息。
“失望嗎？”記者問。
“肯定啊！”張曉崢向后捋捋頭發，沉默了片刻，“但沒有重大發現才是考古工作的常態。”
不過，考古隊可不是全無收獲，他們挖出了一把完整的文化層“時空標尺”。
記者順著第3發掘區的土台階下去，是2米多深的探方，探方壁面上一道道起伏的白線間，貼有字母、數字組成的地層標簽。
“從下向上，是戰國早中期、戰國晚期、西漢早期……魏晉北朝時期、唐—宋金時期。”張曉崢點劃著一個個標簽講解。
被白線分開的土層，考古人叫它“文化層”，是歷史上人類活動留下的痕跡、遺物和有機物所形成的堆積層。
第3發掘區的文化層跨度時間長，從戰國到宋金，主要朝代不缺環，而且各文化層都有器物出土。
“日后，這就是一把‘標尺’，周邊遺址如果有出土文物難斷代，可以參照比對這裡的同類器物。”張曉崢說。
事實上，幾年來，考古隊已經勾勒出了一個以南陽遺址、晾馬台遺址為核心、面積20平方公裡、由13處遺址墓地組成的、年代從距今4000年龍山時代到宋金時期的“大南陽遺址”，文化發展連綿不斷，延續3000多年。
這，是雄安新區千年歷史文化的縮影。
“我們考古從來不是為了‘挖寶’，而是要透物見人，透過那些冷冰冰的遺物、城址、墓葬，窺探它們背后古人的生產生活和思想文化，探尋歷史，尋找我們的來處。”張曉崢說。（李冬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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