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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考古人:翻开南阳遗址无字地书

2020年03月26日10:33  来源:河北日报
原标题:雄安考古人:翻开南阳遗址无字地书

容城南阳遗址考古队员查看勘探土样。

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面积最大、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正是探寻雄安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透过南阳遗址考古,让我们前往考古一线,了解真正的田野考古是怎样展开的,考古人如何工作,他们看到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考古不是“寻龙点穴”

2019年11月11日,容城县南阳村南,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站。

“来,看看我们的考古神器!”南阳遗址考古队队长、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晓峥一步两个台阶,快步迈上二楼,打开一间工具室的门,从墙角拎出一根一人多高的细木杆。

“掂掂,铲头是用好钢打的,沉着呢。”张晓峥摸摸木杆一头锃光发亮的半圆形铲头,“目前考古钻探,再高精尖的钻探仪器,也替代不了它。”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洛阳铲,中国考古钻探工具的象征。

张晓峥放下洛阳铲,走到窗前向南眺望,刚刚出苗的广袤麦田之下,就是南阳遗址42万平方米的保护区。

南阳遗址,雄安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是一处东周、汉代文化遗存。遗址保存面积较大,是雄安新区东周时期燕文化重要的代表性遗址,为探寻新区千年历史文化,2017年5月,定为首个考古发掘地。

通过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带铭文战国青铜器和史籍文献,考古队推断,农田之下,可能沉睡着一座战国时期的城。

考古队要找到这座城,搞清楚它的城墙、道路、城内建筑等布局和使用年代。张晓峥戏称,南阳遗址考古,主要是搞“不动产”。

搞“不动产”,要分三步走,一调查,二钻探,三发掘。

“野外调查,我们叫拉网式徒步踏察。隔上一段站一个人,每人一部对讲机,手里拎个编织袋,并排前进,捡到陶片、石器啥的就装袋里。”张晓峥说。

徒步踏察,可不只是走走看看,队员们得随时观察琢磨,究竟从哪里钻探。

“盗墓小说里有一招‘寻龙点穴’,看好了一挖一个准,你们有没有类似奇招?”记者好奇。

“哪有那么玄乎?最靠谱的办法就是用洛阳铲打、打、打,然后分析铲子带出的土。”张晓峥说。

辨土认土,是考古人的看家本事。不会看土,别说考古。

带上来“五花土”,下边多半是墓,带上来致密夯土,根据夯土范围,下面可能是人工修筑的墙或者建筑基址。结合土的颜色,土里的包含物,考古人就能大概分辨出是什么朝代的遗址。

整个保护区,考古队按5米乘5米打“梅花孔”,一共打了2万多个,就像在田里扎“筛子”。

大规模地钻探,是为了确定下一步发掘范围。南阳遗址至今5处发掘地中的4处,都是这样“扎”出来的。

不过,第1发掘地夯土墙的发现过程,有些特别,它用到的不是考古人的辨土技能,而是“认草”本事。

2017年8月的一个傍晚,钻探收获不大,考古队员们用草帽驱赶着蚊子,沿着乡间小路收工回站。

突然,技师康三林扫过路边一块1米多高的台地,眼前一亮——是一片贴地长的尖叶草。

“这种草我叫不上名字,但知道它通常长在致密的土壤中。致密的土,很可能与夯土有关联。”康三林顺手下了一铲,用手捻开洛阳铲带上的土。

有惊喜!黄褐色、颗粒均匀、致密,就是夯土,而且有六七十厘米厚。

“下面会不会有城墙?”本有些疲倦的队员们一时兴奋起来。

南阳遗址考古寻找古城,有了突破口。顺着这一发现,考古队最终摸清了一道东西700多米的战国、汉代城墙。

识得一株草,康三林觉得不算啥。他说同行里,有能作诗、会画画、懂乐谱的,有知天文、懂地理的,还有能识骨、懂古文字的。

“不是我们学问多‘渊博’,考古要不断积累工作经验,更需要交叉学科知识做支撑,工作的性质就逼着你多看、多学。”张晓峥说。

南阳遗址考古已历时两年半,仍在继续。目前考古队已基本确定了城的年代和规模:这是一座始建于战国、沿用至西汉、边长730米的战汉时期中型城址,是迄今雄安新区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考古不仅仅是“土里找土”

2019年11月11日,南阳遗址第三发掘地。

还没进考古现场,先看到发掘地旁一座一房多高的大土堆。这些土,是2018年6月起,考古队用时一年半,一锹一铲挖、一车一车拉出来的。

张晓峥掰指头算算,“得有2500立方米了”。

这样挖土扒土、“土里找土”的工作,就是考古人的日常。

考古人还编了句顺口溜自我调侃,“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考古勘探的。”

“土里找土”,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

手铲,是“土里找土”最常用的工具。一把手铲可以干很多事,最主要的是“刮面”。

刮面,是考古人的又一项基本功。把面刮好,才能确定是否有遗迹存在,确定文化遗迹之间的关系,谁压着谁、谁打破谁。

薛文龙,是刚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两年的90后。最初学刮面,在探方里一次蹲得时间太长,站起来两眼冒金星。

“用力得适当,太轻,刮不动,太猛,土里虽硬却脆的文物容易‘受伤’。”薛文龙蹲在第5发掘区的探方里,手指顶着手铲的铲缘,手掌攥紧手铲的短木柄,铲面和地面形成一定角度,由远及近,一下一下小心地刮。

一个探方从开始至结束要刮上百遍,每一遍都要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直到没有人类扰动的生土,才算结束。

不同土层,特征是不一样的。刮面辨土,得调动多个感官。

“看土层颜色、包含物,触摸土层软硬,听手铲刮过地皮时声音是脆是闷。”两年多,薛文龙跟着老队员学,摸出些门道。

这份细腻的工作,打磨出考古人共同的气质:耐心大、干活细。

不过,如今的考古工作,已不只是拿着手铲“土里找土”。“满身泥土”的考古人,有了更多“高精尖武器”辅助工作。

考古人员在地面踏察时,在雄安上空,一架装载激光雷达测绘系统的无人机,正在工作。

机载激光雷达测绘系统,是测绘领域的一项先进技术,精度厘米级,可快速生成多种类型的三维地形地貌图。

“有了这个‘帮手’,我们能一下获得大量数据,对遗址有相当准确的宏观认识,这在十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张晓峥说。

只用了3天,雄安新区起步区100平方千米的测绘就完成了。生成的地图上,建筑、道路、农田、河流的形状、大小、位置清晰可见。

“天上找土”更高效,地上布方也更精准、高效。

2019年11月11日,南阳遗址西侧第4发掘区。

发掘区内一个个规规整整的方形探方,给人一种莫名的舒适感,让人纳闷考古人都是“完美主义”。

“是我们的布方设备升级了。过去用罗盘、皮尺布方,随着误差积累‘跑偏’成平行四边形是常有的事。”考古队员龚湛清从工具室取出考古队的新“帮手”——一根一人多高的杆子,头上顶着一个黄色主机“大头”。

考古队员们叫它“RTK”,是一个精度厘米级的三维定位测量仪器,这家伙比罗盘、皮尺精准多了。

“罗盘、皮尺三天布完的探方,RTK 1个小时搞定,还不会‘跑偏’。”龚湛清说。

如今考古队的工作离不开这个“大头”,除了布方,对出土文物、遗迹的地理空间坐标的精细化采集、记录、测绘,都会用到它。

龚湛清喊记者到他电脑前,要展示他们刚刚用实景三维建模软件制作的遗址3D影像图。

电脑屏幕上,实体体积达数百立方米的第3发掘区,随着鼠标操控,放大、缩小、翻转,看整体,遗址形状、走向一目了然,看细微,夯土墙直径5厘米的夯窝都一清二楚。

制作这张3D影像图,考古队其实只用了小半天。

先给发掘区拍了500多张照片,选取其中关键的百余张,用实景三维建模软件给片中文物标记三维坐标,之后将照片传入电脑3D图像制作软件,合成。

“队里的年轻人,‘玩’这些新技术,溜得很。”张晓峥感慨,就在3年前,他参加新乐伏羲台遗址考古,遗迹平面和剖面图还靠手绘。“绘图也是考古人的基本功,眼看要用不上了。”

现代化,正在渗入考古工作的每个环节。

 考古不是“挖宝”

2018年11月22日,农历小雪。

张晓峥和两名考古队员正蹲在一个4米见方、2米多深的试掘探方里,用毛刷轻轻刷着一件露出头的陶器。探方外,考古队员支起的烤火堆火苗高蹿。

这是南阳遗址北3.5公里,考古队另一处主要发掘地——容城晾马台遗址,一处商周时期遗存,省级文保单位。

北方考古,对气温有要求,每年挖掘时间只有春、夏、秋三季。考古队要赶在大地上冻前,挖完这个探方。

三名考古工作者蹲在探方里刷了半晌,终于小心翼翼捧出一件器物。

“张队长,这是个宝贝?”考古队雇的当地民工手揣在袖子里,好奇地围上来。

“挖宝”,是许多普通人对考古工作的理解。

这件器物是大半个陶鬲,直白地说,是古人做饭的锅,残留了部分口沿、腹部和足,残高30厘米左右。陶鬲的足部,还带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民工们怎么看,都觉得没一点“宝贝”的样子,一块灰头土脸的陶片而已。

但在考古人眼中,这还真是“宝贝”,而且是晾马台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

“刚一出土,从陶鬲口沿、腹、足部的造型看,就感觉年代比较早,不像春秋战国的,倒像西周的。”张晓峥说。

当时,包括雄安三县,整个白洋淀区域都没有西周时期文物出土。

不过,考古人习惯了有九分把握说七分话,毕竟只出土了一件形似西周的器物,他们忍住兴奋,现场没做定论。

器物很快拿回工作站文物修复室,修复完整。

“拿着修复件与十几件同出器物一一比对后,我们才敢肯定地说,就是西周。”张晓峥手一挥,仍有些激动。

这件西周陶鬲一下填补了空白,成为完善雄安考古学文化谱系编年的珍贵实物资料。

南阳遗址考古队主要是搞“不动产”的,最让他们兴奋的,是在遗址中部偏北处,发现了一道宽近20米的东西走向战国夯土城垣。

“不得了,当时越挖越吃惊,城垣南北最宽处有17.5米。”张晓峥说。

修建城墙,自古都是官方工程。2000多年前,一道如此之厚的城墙,究竟要保护什么重要的人?

“没准城内会有大型建筑基址!”考古队员们想到了史籍中有记载,春秋燕桓侯迁都“临易”、战国燕文公迁都“易”,位置都指向南阳遗址周边区域,但至今没有找到。

南阳遗址,会不会与这两座城邑有关?队员们都铆足了劲儿找大型建筑基址。

1米、1.5米、2米、2.5米……

“我们在第3发掘区发掘整整一年半,把战国到宋金的遗存都翻出来了,就是没有一点大型建筑基址的遗迹。”张晓峥提起这事,忍不住一声叹息。

“失望吗?”记者问。

“肯定啊!”张晓峥向后捋捋头发,沉默了片刻,“但没有重大发现才是考古工作的常态。”

不过,考古队可不是全无收获,他们挖出了一把完整的文化层“时空标尺”。

记者顺着第3发掘区的土台阶下去,是2米多深的探方,探方壁面上一道道起伏的白线间,贴有字母、数字组成的地层标签。

“从下向上,是战国早中期、战国晚期、西汉早期……魏晋北朝时期、唐—宋金时期。”张晓峥点划着一个个标签讲解。

被白线分开的土层,考古人叫它“文化层”,是历史上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

第3发掘区的文化层跨度时间长,从战国到宋金,主要朝代不缺环,而且各文化层都有器物出土。

“日后,这就是一把‘标尺’,周边遗址如果有出土文物难断代,可以参照比对这里的同类器物。”张晓峥说。

事实上,几年来,考古队已经勾勒出了一个以南阳遗址、晾马台遗址为核心、面积20平方公里、由13处遗址墓地组成的、年代从距今4000年龙山时代到宋金时期的“大南阳遗址”,文化发展连绵不断,延续3000多年。

这,是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化的缩影。

“我们考古从来不是为了‘挖宝’,而是要透物见人,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遗物、城址、墓葬,窥探它们背后古人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文化,探寻历史,寻找我们的来处。”张晓峥说。(李冬云)

(责编:张娅喃、施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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