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遺址出土瓦當。 河北日報記者 龔正龍攝
又是人間四月天，太行疊翠，燕子歸來。雄安，這座未來之城，正在白洋澱畔拔地而起。
幽燕之城，戰漢遺存，幾度春秋？宋遼戰道，荷塘葦海，誰在吟唱英雄傳說？上溯千年，此地乃華北平原文化積澱最豐厚的地區之一。將歷史軸線延伸，環繞白洋澱的雄安，不單匯聚燕趙文化根脈，多元文化亦在此碰撞、交流、融合、發展……沉澱形成中華民族開放包容的文化基因，見証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
千年大計，國家大事。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這是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自那時起，率先開啟的“雄安考古”即被賦予非凡的歷史意義。
歷史畫卷，緩緩打開。如今，一個日新月異的雄安正向世界走來，一處處文化遺存正經由考古而愈加鮮活、明晰，為這座崛起之城接續“千秋文脈”。
丈量沃土遺珍，鐫刻“雄安記憶”
天色破曉，紅日穿林。南陽村，迎來又一個清晨。
不遠處，“華北明珠”波媚水漾，“千年秀林”嫩芽吐綠，建設工地塔吊林立……秀美畫卷正徐徐鋪展。
“發揚‘工匠’精神，精心推進，不留歷史遺憾。”
一座城，要立得住，關鍵要傳承好自己的文脈。“自古以來，具有悠久歷史的古城都是從挖第一鏟土或動第一塊磚的時候，就已經把文化深植其中了。”河北省文物局局長張立方說，雄安文脈深長，先后在“燕南趙北”“郡國藩鎮”“燕雲邊防”“畿輔直隸”體系中佔據顯赫位置，發揮著重要功能，深刻影響中國歷史進程，因此更應繼承發掘其文脈底蘊和視野格局。
千秋之城，考古先行。為服務雄安新區建設，根據國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的部署和要求，2017年5月28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等單位成立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在南陽村畔共同開啟雄安新區文物保護和考古工作。
尋根文脈，考古調查，是一項極其浩瀚、艱巨、繁瑣的工程。作為河北古文化遺存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雄安新區的文物數量多、埋藏深且年代跨度大。“前期考古調查至關重要。我們是在跟時間賽跑。”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張文瑞說。
以鄉鎮為單元分組作業，以村為基本走訪對象，拉網式全覆蓋探查——規范科學的操作，考古工作者們除了搜集各種縣志、地名志等文獻和舊航片影像資料之外，更要走向田野村庄，實地調查探訪。
南陽村頭南陽遺址，是整個雄安考古最早啟動之地。
時光流轉，回到四年前，當古老的洛陽鏟在南陽遺址打下第一鏟時，裝載激光雷達測繪系統的無人機一飛沖天，翱翔於遺址上空。“鷹眼般的大視角，讓海量數據瞬間獲得，所生成的地圖上，屋舍、街巷、河流、田地的形狀位置大小等，一目了然。”聯合考古隊總領隊毛保中說，在大規模文物調查和考古發掘中，現代科技的運用和新理念的融入，帶來了新發現、新成果。
激光雷達無人機、三維定位測量儀器，手持終端，一有發現，及時拍照登記、坐標定位、文字記錄……當場將原始信息上傳至數字化綜合信息管理平台，相當於同步建起數據庫，可隨時調出來整理，對后續研究影響深遠……
“科技考古，讓我們高效地完成了新區起步區的考古調查。高科技手段的運用，也讓具體調查和勘察變得更成體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室主任雷建紅介紹，雄安考古非常注重信息數字化採集，不僅制定流程方法、記錄規范等，設定數字化理論勘探圖，還採用航拍、三維建模等手段，將地層堆積、遺跡等信息即時數字化，實現了數字化信息採集新區全覆蓋。
記者了解到，聯合考古隊13個工作組對雄安新區規劃的2000平方公裡區域進行系統的考古調查，取得豐碩成果——地下埋藏文物尤以新石器、戰國、漢代文化遺存較多，涉及城址、聚落址、墓葬、窯址等﹔地上遺存則多是明清時期的建筑、碑刻以及近現代革命遺跡。
“所有數據，實時上傳至數字化綜合信息管理平台，依據保護級別、保存狀況、科學價值劃分為A、B、C、D四個等級，並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提出文物保護基本思路。”雷建紅說，通過調查全面掌握了新區境內文物遺存總體分布情況，為文化遺產保護勾勒出空間框架，為新區總體規劃和建設提供重要科學依據。如今，完成的《雄安新區文物保護專題報告》已正式提交相關部門驗收。
“雄安建設考古先行，就是要對歷史文化有敬畏之心，呵護千年文脈。”張立方說，這一系列工作，為進一步完善河北考古學文化的譜系編年和時空框架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為雄安建設爭取了時間和空間，為延續歷史文脈留下豐厚的“雄安記憶”。
尋根幽燕源流，共繪“雄安畫卷”
“水會九流，堪擬碧波浮范艇。荷開十裡，無勞魂夢到蘇堤。”從安新、容城、雄縣一路走來，三縣呈掎角之勢，互為表裡，環繞著白洋澱。臨澱眺望，碧波蕩漾，而腳下所立足之長堤，赫然是燕南長城。
水柔堤堅，千年如是，滋養著當地的人文精神。
“雄安考古，有一個重大課題，就是進一步尋覓、梳理、發掘和印証為中華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氣質的燕文化的源流。”張文瑞說。
四月，距燕南長城不遠的南陽村，不時有雨點洒落。作為雄安新區面積最大的一處全國重點文保單位，文化堆積豐厚的南陽遺址是考古界翹首期盼之地。
“我們在探尋一個文化源流。”南陽遺址考古隊隊長張曉崢告訴記者，史料記載，燕曾五次遷都，琉璃河董家林古城為西周初期召公受封燕國都城，已被考古界史學界認可。春秋初期，受北部山戎入侵，燕桓侯徙於“臨易”，戰國中期燕文公遷“易”。然而，“臨易”和“易”地望位置仍爭議很大。
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南陽村西北有村民挖出東周時期銅鼎、銅壺等器物，陰刻“右征尹”“西宮”等銘文﹔隨后，南陽村周圍陸續發現“燕王職戈”、銅鑿及大量刀幣……均顯出燕國風格，其地理位置也與史書所載“臨易”和“易”相近。
南陽遺址考古分量之重，不言而喻。
“這把青銅劍，去年西河墓地搶救出土……”走進毗鄰遺址的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在80后考古工作者李蕾的介紹中，記者近距離凝視近年出土器物——板瓦、筒瓦、陶釜、陶罐、陶盆、鐵镢、銅箭鏃、骨簪……在一處高懸的地圖前，記者駐足凝望，大略勾勒出南陽遺址四年來考古圖譜：
——2017年發現戰國晚期城牆，2018年發現1處春秋遺址，2020年發掘西城門和西河墓地﹔
——考古勘探91萬平方米，基本確定遺址平面分布范圍和文化內涵﹔考古發掘揭露2700平方米。解剖8處城垣遺存，發現灰坑451座、房址15座、墓葬9座……文化遺存年代橫跨戰漢明清，主體文化內涵為東周燕文化﹔
——遺址中部北側為戰國城邑附屬小城﹔遺址中部分布一條戰國中晚期城垣﹔遺址西部發現城門及其附屬道路，廓清了南陽城址邊界形態……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揭露南部‘大城’夯土城垣西北折角，通過遺跡打破關系，實証城址始建年代為戰國中期，是迄今為止雄安區域發現最早的城址遺存。結合2017年發現西漢‘易市’陶文陶片，為尋找東周燕國南部城邑‘易’邁進堅實一步。”張曉崢說，推測南陽遺址北部區域被現代南陽村疊壓。
燕，對河北意味深遠，之於中華文明，也是重要組成部分。從燕南殘堤，到南陽遺址，耳畔依稀響起鼓角之聲，仿佛聽到遠處“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吟唱，那是易水北岸的武陽城，那是燕太子丹的家國情懷、高漸離的擊筑悲歌、荊軻的千古絕唱。那一刻，“慷慨悲歌”作為一個特定影像、人文風骨、文化符號閃耀歷史星空，奠定燕趙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氣度位置。
斗轉星移，時序更張。海納百川，乃成浩瀚。
“南陽考古還開展了40余平方公裡考古調查，發現了以南陽遺址、晾馬台遺址為核心的‘大南陽’遺址聚落群。”張曉崢說，遺存年代自龍山時代、晚商、西周延續至金元時期，填補了新區西周時期考古文化遺存發現的空白，以近3000年的時空完善了白洋澱區域先秦考古學時空框架體系。作為一個重要標尺性考古基准點，“大南陽”遺址群成為雄安新區千年歷史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和縮影。
這一考古概念的提出與實施，建立在對多個“點”狀遺址認知基礎上，亟待確立以南陽遺址為代表的燕文化在中國歷史文化進程中的重要學術地位。“目前，雄安新區已將南陽遺址建成考古遺址公園納入新區規劃建設，成為其歷史文化重要展示窗口。”河北省文物局項目管理處處長賈金標說。
這是一種更廣闊開放的時空視野，為深度發掘燕文化提供了更鮮活証據。
“雄安區域人類活動史，可追溯到晚更新世時期。夏商時期，中原系農耕文化與北方戎狄文化，東部沿海文化與西部內陸文化在這裡交互影響，文化面貌異彩紛呈……”張文瑞說，這意味著此地域曾經存在更古老、更深邃層面的文化交流融合。
駐足凝望，胸懷激蕩。腳下的燕南長城，不僅未阻止燕、趙、中山、齊、晉等文化交流融合的步伐，而且為秦漢大一統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歷史上，雄安地處農耕與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帶，也置身於沖突對峙前沿，正是這種風霜磨煉和交流碰撞，在“長城—邊關”地緣形態下，造就了雄安“質朴勁勇”的精神氣質和“輕生尚義”的社會風氣，形成“兼容開放”的人文品質。
尋根覓源，不單是在探尋觸摸過往歲月，更是在不斷發現新素材，豐滿和印証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某種意義上，雄安考古，就像燕子銜泥，去精心構筑修補一個可棲息心靈和精神的文化巢穴，從根脈源流入手繪就恢宏的“雄安畫卷”。
追溯澱泊變遷，勾勒“雄安底色”
“燕南垂，趙北際。”蘇軾在《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中，眺望鄚州，思緒萬千，開筆雄勁。人的精神永遠在心靈深處，凝結一方記憶。而對於來自西安的考古人何歲利來說，他把對隋唐長安的情愫，連續數年注入燕南趙北的“鄚州城”。
鄚州，燕雲十六州之一，不在風雪北國，而在白洋澱之畔——
“鄚州現存城牆建於何朝何代？600多米外的古州城和鄚州為何相距如此之近？兩者之間存在什麼關聯？歷史上鄚州城幾度廢棄，源於戰亂人禍還是自然災害？”
數年前的秋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何歲利率隊抵達白洋澱東南角的鄚州鎮，他們要弄清鄚州城不同歷史時期的文明演進。經過幾年艱苦的考古工作，如今已初步厘清鄚州城遺址的性質與年代，推測現存鄚州城址可能為五代、北宋時期莫（鄚）州州、縣城址以及金、元時期莫（鄚）亭縣城址。不遠處的古州城遺址，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考古，顯示二者關系密切。
“古州城曾經是不同歷史時期的‘鄚州城’。”走在古州橋頭，何歲利說，目前古州村內歷史遺物遠比鄚州鎮的古老。勘探發掘表明，古州城遺址為雙重城址結構，“內城”“外城”均發現城牆、護城河及城牆內外道路等。初步判斷“內城”可能為漢唐鄚州縣（州）城，“外城”可能為唐末五代增建而成。
城址變遷，耐人尋味。“水，最大因素是水環境。”自殘存的城牆遠眺，北距趙王新河700米，西距白洋澱約1300米。何歲利說，即便現在，這裡依然水資源豐沛。2020年，發掘城址外圍，掘土一米，水涌漫溢，護城河自然成形。發掘“外城”一水井，旋即水涌井淤。在這口掩埋千年的磚井中，出土了隋代青瓷罐等器物，還有一殘損造像碑，讓隋唐以來鄚州大族邢氏揭開面紗……
水環境，影響古城選址營造、影響城市功能區劃分。這對當前雄安建設尤為重要。“白洋澱涵養著整個雄安的文脈源流，基於建設新城的需要，整個雄安考古都非常注重對周邊環境古今變遷的細致梳理。”張立方說，這實際要求雄安考古要堅持全局觀念，以區域系統為格局，從環境大視野來考量。
“建設雄安新區，一定要把白洋澱修復好、保護好。”殷殷囑托，牢記在心！
生態、宜居、綠色——為進一步探討白洋澱區域河湖水系演化及其對人居環境、聚落分布和生業模式的影響。2018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開展白洋澱區域環境考古，對106處自然地理剖面進行調查，調查面積達550平方公裡：建立晚更新世晚期以來區域地層時空框架，復原區域河湖演化過程……
文脈如水。白洋澱是華北最大的濕地生態系統，被譽為“華北之腎”。把歷史鏡頭推向文明深處，一萬年前，古人類就在此擇地而居，點燃華北平原早期人類文明篝火——容城上坡遺址、安新梁庄遺址﹔安新留村遺址、容城北城遺址﹔任丘三各庄遺址﹔容城午方遺址﹔安新申明亭遺址……
“歷史連續性，使其成為研究這一地區史前文化的年代標尺。”張文瑞說，氣候的巧妙作用，讓白洋澱迅速發育擴張，日漸成為地域中心，演進為中華文明建構體系中的重要節點之一。
水運映國運。經歷春秋、戰漢，走過魏晉北朝，唐后期開始，雄安區域改造白洋澱，修渠通水，擴大灌溉面積。宋遼時期，建阡陌，浚溝洫，河通澱，澱連河，建成“塘濼防線”。明永樂年間，官府主持移民白洋澱，建村、造船、筑堤等，輔以漁葦生產。清朝，圍澱造田，筑堤圍圩，“環澱有堤百裡”，農田種植面積增加……
“生活細節，得到考古印証。”曾主持發掘容城縣東小裡—白龍西南墓地的考古人雷建紅說，該墓地考古勘探31萬平方米，探明墓葬354座，年代分屬漢、唐以及元明清。歷史，不止有帝王將相，還有尋常巷陌——婚喪嫁娶、遷徙輾轉、悲歡離合，對該墓葬的考古學研究，不僅了解到白洋澱地區平民階層喪葬習俗，更揭開古代家族族群等交流融合演變的歷史脈絡。
一切過往皆為序章。最鮮活的歷史，正由當代人書寫。
2021年2月22日，河北省十三屆人大四次會議全票通過《白洋澱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條例》，並於4月1日起施行。這是涉及雄安新區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規，對白洋澱及其流域作出了系統全面的規范，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最嚴厲的處罰保護白洋澱生態環境。隨著“華北明珠”重放光彩，白洋澱與“千年秀林”一道，藍綠交織，漸漸勾勒出“雄安底色”。這座未來之城，與白洋澱必將相互輝映、相得益彰，宜居而充滿活力。
四年來，雄安考古創造“雄安質量”，取得了一個個重要考古收獲和學術成果，展示和延續了新區千年歷史文脈和優秀傳統文化，鼎力支持了雄安新區國家重大工程建設。
“江山自古有佳客，煙雨為誰留太行。”
碧波安瀾，燕銜春泥。雄安文脈豐盈如水，千秋之城大幕啟帷。（龔正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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