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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城鎮化下半場的探路者,雄安的建設到底慢不慢

2018年10月11日11:02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作為中國城鎮化下半場的探路者,雄安的建設到底慢不慢

李曉江。攝影/本刊記者

李曉江。記者董潔旭/攝

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是最早參與到雄安新區規劃設計專業工作的專家之一。在他看來,雄安新區一方面要有歷史耐心,但同時也要有現實緊迫感,要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雄安新區需要時間把發展思路理清,把規劃設計做好。

“兩年到三年的時間周期是需要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如何評價雄安新區這一年多的工作進度?有些人認為進展很慢。

李曉江:不算慢,真的不算慢。2008年以后我深度參與了汶川地震后的北川新縣城和玉樹地震的結古鎮(玉樹市區)災后重建,從規劃到建設,前后都共用了4年。這講的是一般的建設,是用既有的技術標准、工作方法和建設方法來進行建設。而雄安還有一個使命,要探索新的發展模式,要應用最新的發展理念和工程技術來建設一個理想城市,建設一個能夠代表中國城市未來的理想城市。

習近平總書記講到雄安新區的時候用了一句話,雄安新區建設一定要保持歷史耐心。雄安新區是中國城鎮化下半場的探路者,我們已經走過了改革開放的40年,這是上半場。說實話,其實是用了一種非常粗放的方式在發展,是追求GDP和經濟發展,追求速度,追求經濟效率的邏輯。但現在到了下半場,要研究人的需求,要研究怎麼建設一個創新城市、人文城市、綠色城市。因此,規劃設計工作一定要周全,深化改革開放的政策要配套,承接的北京非首都功能要清晰,這些都需要一個合理的周期。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因為我們要有歷史耐心,就拖著什麼都不干。也真的不能太慢。因為雄安的規劃也不可能追求十全十美,當地還有等待拆遷的老百姓……因此,雄安新區既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又要有足夠的緊迫性,要在這兩者之間達成一個平衡。我覺得能夠看到雄安新區啟動區的初步面貌,兩年到三年的時間周期是需要的。

雄安新區的建設推進與過去的模式確實不同。在全面啟動之前,已經建成了佔地24公頃的市民之家。8月份我還參加了中國建筑學會組織的新區建設者之家的方案評審,國內12家著名建筑設計院組成的6個團隊提出了建設進程中的服務基地設計方案。新區一旦開工,幾萬建設大軍一旦入住,幾十家設計單位到了現場,你的設計、施工、運營協調工作,工程物料供應,還有很多市場化物流、供應需求都發生了。這是一個非常復雜而龐大的工程服務系統,現在正在做相應的規劃和具體建設的安排。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了雄安新區不同以往的規劃建設推進方式。

中國新聞周刊:在推進規劃的過程中,專家們關注的焦點主要是什麼?

李曉江:我覺得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在於怎麼建一個代表生態文明未來的綠色城市。關於綠色生態,搞水的專家重視水環境與水生態的事情,搞建筑的專家重視綠色建筑,搞建造的專家重視的是新區建造過程中使用的工藝、材料和技術,搞交通的專家更重視交通的綠色低碳。新區在建設的所有領域、所有行業、所有項目都涉及生態和可持續的問題,所以它是非常復雜的。此外,我們還要關注新區的建筑總量,合理的建筑密度、人口密度,合理的建設層數和高度,在新區營造一個不同於“上半場”城市高樓林立的景象,尺度人性化,又節約土地、材料和能源的宜居城市。所有這些綠色、生態的理念和技術方案,都要靠規劃的團隊去分辨和吸納。

第二,怎麼體現以人為本,建設一個高生活質量高服務水平的城市?我覺得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雄安新區的安身立命之本。雄安未來作為一個創新之城,首先要吸納的是創新人才,是首都功能疏解的人才,那些人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比較高,也就是說,雄安新區的生活質量和公共服務標准不能低於北京。怎麼做到這樣的一個人居環境品質,提供與之匹配的公共服務,需要一種什麼樣的規劃理念和技術來實現?

第三個問題,是將來到底發展什麼產業?我個人的觀點來講,我覺得產業我們隻能定一些大的方向,首先要有負面清單,比如不能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肯定不能是污染性的產業。同時,更重要的是要為雄安新區尋找可以支持其長久發展的動力,即培育和吸引創新型產業。雄安新區要成為新的區域性增長極,一定是依靠自身強大的創新能力和新興產業,來輻射帶動周邊地區的產業升級,從而達到優化區域產業結構的目的。

顯然,雄安要形成創新和新興產業的動力,就必須具備能吸引創新人群的環境品質、生活品質和公共服務,所以上面提到的這三個問題是一個循環系統,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還有一個可能是更難的問題,不是規劃就能解決,但是規劃一定要參與。就是怎麼改變我們城市建設的模式,怎麼從我們城市建設的土地財政依賴的路徑當中走出來。雄安新區一定不能重復這種發展模式。這個問題又與土地開發、城市營建,與規劃和設計有著密切的關系。

體面地終結土地財政,是雄安的使命

中國新聞周刊:怎麼理解你說的下半場的“經營”理念?

李曉江:在8月份舉行的京津冀專咨委第100次全體會議上,我給雄安新區的領導們舉例,我說我們今天看看北京質量最高、稅收貢獻最大商務辦公樓是哪些,是嘉裡中心、京廣中心、恆基中心、東方廣場,都是香港開發商二三十年前蓋的。但這些樓盤仍然是北京最昂貴的樓,就是因為是持有經營自己的資產,希望它能夠長期保值增值升值,他就會很精心地把這個資產打理得非常好。而國內的開發商大多建完就賣,沒有耐心和能力去持有經營。因此很多著名的辦公樓出售后,很快成了低品質、低價值的樓宇。

土地財政、房地產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有歷史的功績,但是我覺得它不能持續。我們過去上半場就是靠賣土地,獲得建設和發展的資金,但是下半場不行。都靠銀行貸款,都靠政府撥款,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上半場的邏輯就是一次性的出賣,賣土地、賣房子、賣資產、賣企業。下半場應該是善待資產,持有經營,讓資產不斷地持續地發揮效益,通過資產的經營來獲得政府的收益,通過獲得政府的持續性收入來實現可持續發展。

中國新聞周刊:按照下半場的邏輯,新區的規劃需要著重考慮的是什麼?

李曉江: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雄安新區的工作中,我們和阿裡巴巴、騰訊、百度等企業老總有不少的交流,發現他們關心的都是:在雄安能不能招到想要的人才。

下半場,中國進入中等收入社會,一個最重要的變化就是,人變了。下半場的邏輯是人們選擇生活的城市,在城市裡面選擇就業﹔是企業跟著人才走,企業隨著人才聚集度來布點。

所以我說雄安新區是在為國家城鎮化、工業化的下半場,為國家的現代化再探索一條新路。這條線路的核心是什麼?是人,是如何創造一個滿足人們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

雄安新區作為一個創新型的城市,要把創新作為城市發展的持續動力。而培育創新動力的核心是吸引創新人才。所以對規劃師來講,核心任務就是怎麼為創新人才提供一個他們想要的生活質量、人居環境和公共服務體系。

所以你觀察雄安新區領導們在做的事情,不僅是希望馬雲、馬化騰、李彥宏這些企業家來,一定程度上,他們更希望的是北京的北海幼兒園、史家胡同小學、北京四中、宣武醫院來。這些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是吸引創新人才與創新活動聚集的重要條件。

中國新聞周刊:如果要營造吸引人的城市,這次的規劃需要細化到什麼程度?

李曉江:去年6月份到9月份的雄安第一輪國際咨詢,我們要求獲選的各個團隊把一個一個的開發單元做好,我用了一個詞,叫創新空間單元。就希望在1到3平方公裡的范圍內,有居住,有就業,有公共服務,有高品質的公共空間等等,讓人們在一個很小的步行范圍裡面,可以感知的空間裡面,滿足他全部的生活和工作的要求。這就是以人為本,就是要研究人的空間需求、人的公共服務需求。

這個概念,就是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形成吸引人來居住就業,吸引企業發展的環境,在盡量小的空間裡面滿足各種活動的需要,滿足人的生活的所有需要,要滿足經濟活動的所有需要,實現高度的混合開發。

這個設計,不只是規劃師、建筑師的想象力,其實是要求你去研究未來雄安新區人的生活方式,根據他的生活方式,去配置新區的公共資源,去設計建筑方案和進行土地開發。

雄安新區的道路交通規劃採取了“窄路密網小街區”的模式,設計了完善的公共交通和慢行步道系統,構想了嚴格限制燃油私人汽車、全面推廣綠色能源車輛,試驗定制化公交、無人駕駛車輛等系統。但在規劃過程中,又要通過嚴格測算和仿真模擬,保証道路系統在不採取“極端性”政策與管控措施的情況下可以正常運行。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雄安新區是個創新的城市,但不能成為不成熟技術的試驗場。一方面要強調理念與技術先進,另一方面必須是成熟、適用技術的應用。既要創新試驗,又要保障有效運行的底線。

中國新聞周刊:之前這種組團式的空間規劃理念,有在中國任何城市實現嗎?

李曉江:深圳的華僑城和蛇口都是這種模式,都是較小的尺度,幾平方公裡十幾平方公裡,但有一套完整的城市功能,有優良的公共服務和人居環境,加上富於遠見的開發者——華僑城集團和招商局堅持持有經營的理念,使這兩個地區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更新功能,提升品質,保持了地區的價值和活力。

在雄安新區,已建成的市民中心是一個先行探路者,一期開發建設的啟動區實際上也是一個探路者。在啟動區的26平方公裡去實踐我們的這些理念,看可行不可行,為后續的開發建設積累經驗。

中國新聞周刊:雄安與深圳、浦東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中央強調雄安對標的是深圳和浦東,另一方面又強調雄安與兩座城市不同,你怎麼理解?

李曉江:深圳是中國內地最重要的對外門戶和口岸,是改革開放初期兩種制度的連接點,擁有整個國家改革開放的動能。浦東所處的上海市是國家的經濟和產業中心,從地理上來講,最有發展條件和優勢的區位,就是中心區位和門戶區位。雄安新區既不是中心又不是門戶,要想它發展好,隻有靠創新,這是雄安與深圳、浦東最大的不同。

其次,雄安新區所擔負的改革、開放、創新的使命不同。

其實上半場完成的是相對比較表層的一些制度探索,比如減免稅收等以增長為目標的激勵性政策。在雄安新區,下半場所需要的應該是以品質、創新為目標的激勵性政策,可能重在經營模式的創新,技術的創新,產品的創新。

當年所有的城市都沒有土地財政的時候,深圳創造了土地財政,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動力。今天雄安新區怎麼通過深刻的制度創新,來體面地終結土地財政、房地產依賴的模式,這是更加艱巨的使命。這就需要金融創新、投資體系創新、地方稅收體制創新,需要創造、積累、經營好政府的資產,為新區發展提供可持續的財政支持,這可能是最艱難的。

此外,還應該有社會治理領域的改革創新,如何為新區營造一個開放、包容的社會氛圍,如何為創新人群、年輕人創造他們喜歡的社區環境,如何促進新區原住民和新移民的社群融合,不斷提高社會文明水平等等。(霍思伊)

(責編:胡宇濃、馮亞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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